Thanavuddho Bhikkhu 释贤星1
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565 B.C.),佛陀以刹帝利王子的身份诞生于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城,名为悉达多太子。当他二十九岁时,认识到生命是苦的,因为人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为了追寻离苦之道,他于是出家并精进修行了六年,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修行方法,最后发现溺于欲乐与苦行这两个极端皆不正确,真正可以证入解脱的法门乃是依八正道而修行的中道。他在印度阴历六月的月圆之日(或曰卫赛日),于大菩提树下禅坐,让心顺着中道修行,循序证得了三藐三菩提智,即证悟成正等正觉者。当时佛陀三十五岁,他从那时起向大众弘扬佛法,并持续了四十五年。
佛陀所弘扬的法是清凉宁静的,就如同会滋润所到之处的一泓清流。佛教不曾有宗教战争,因为佛陀不称许出于任何原因的互相毁损或破坏行为。同时,佛教还有一项重要特性,即它不主张盲目地信仰。它不隐藏知识,而是教导每个人以自力修行而达到世间的真理、生命的实相,并且赞扬那些依循佛陀教法经由思虑、修行与真知实见出发,而逐渐信奉并最终证道的众人。仅仅在佛陀证悟后的第一年,便已有一千三百多位弟子相继证得阿罗汉,而在现代的印度域内当时亦有许多国王及其臣民归依了佛教,这些都方便了佛教的弘传遍布。
佛陀在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入于般涅槃2。在佛陀入灭两个月后,五百位阿罗汉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集会,将正等正觉之佛陀的教法加以编辑分类,此即佛典的第一次结集。此次结集有两大成果:
阿育王(267 B.C. -230 B.C. 期间在位)时期,摩哂陀王子出家且将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直到无畏波陀摩尼王(Vaṭṭāgamaṇī王,89 B.C. -77B.C. 期间在位)时期,佛教的教义内容才首度被以文字方式记载下来,并得以传抄复写流传到了暹罗、缅甸、泰北蓝纳、柬埔寨、老挝等地。
由于佛教的教义内容在初期是以口传方式流传的,3故巴利语没有自己专属的文字,每个国家都使用自己的文字加以记载,但记载所用之文字的发音是相同的。
巴利贝叶经有四大系统,亦即斯里兰卡、泰国(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北蓝纳(包括老挝),但它们的主要内容几乎都相同,只是某些细微的字句有所差异而已,可能是在传抄复写过程中所造成的误。当印刷技术流行之后,巴利佛典便于一百多年前印刷成册。
位于南方诸国的佛教僧团秉持巴利佛典为圣典,对圣典保持着非常保守的态度,努力将佛陀的教法维持在最原有的样貌。南方的佛教徒们坚持用巴利语诵读佛典,因为这被认为是等同于自己亲闻佛陀的开示,此种以巴利佛典为主要圣典的佛教就叫做原始佛教;又因其奉持五百位上座阿罗汉所结集的佛陀教法,故称为根本佛教或上座部佛教,由于其自印度向南传播,经斯里兰卡后又传至东南亚各国,因此又名南传佛教。
1996年4月,泰国法身寺和PTS 签订合约,正式发行巴利佛典光盘:Palitext Version 1.0(现在开发到Version 2.5)。2008年,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致力于巴利三藏的校勘工作,设立有巴利三藏之法胜版本项目,将巴利贝叶经各系统的大量记载搜集起来进行数字化,清点并检视这些巴利贝叶经,汇成最妥善的巴利佛典版本,以方便全世界的学者获取与使用,并且提供给全世界的学术界翻译成各国语言。于是我们邀请了来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的二十位精通巴利语的比丘来法身寺法胜大学一道全职工作,同时还有世界各国精通巴利语的学者前来指导。
萧贞贞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的泰国留学生,有幸师从段晴教授学习巴利语,并得以担任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和法身寺法胜大学合作项目的联系协调人,最终促成了此巴利佛典项目的合作。2009年8月27日,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萨尔吉副教授等人特赴法身寺签订了双方的合作意向书。
北大翻译团队的各位指导教师,倾心尽力,有条不紊地为每位成员安排工作,追踪管理,密切关照,使工作得以迅速向前推进。经过法胜大学之巴利语团队的不懈努力,《长部》终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得以圆满翻译完成。随后,参与译经的指导教师,又对成品进行了重审,使其最终臻于圆满,以奉献给读者。
感谢北京大学翻译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感谢法身寺法胜大学的工作团队,感谢赞助此项目进行的功德主,也感谢承接印刷发行工作的上海中西书局!
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感到如临佛前、如沐佛恩、法喜充满!
愿佛陀的功德波罗蜜护佑诸位安乐进步,修行顺利,早日证得法身!
Thanavuddho Bhikkhu(释贤星)
于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
2012年元旦
译者案:本文作者,为泰国法胜大学校长。 ↩
佛灭年代在学术界有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三百多年,还有些人则认为是公元前四百多年。在此所谓佛陀于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入般涅槃,详情请参见 Thanavudho Bhikkhu [2003]pp.1-71。 ↩
佛陀大部分是在摩揭陀国弘法,第一次结集也是在摩揭陀国举行,因此可以肯定佛陀时代主要的弘法用语是摩揭陀语,但是巴利语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是否为摩揭陀语,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争论。研究发现:在佛陀时代,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但因其是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所以巴利语在流传过程中固定不变,摩揭陀语却会随着时代改变而逐渐产生些微变化,致使与古时期的巴利语有所不同。因此,在众多阿育王(佛灭后218年继位)时期以来出现的石刻记载中(阿育王之前没有石刻记载),都未见有巴利语的铭文,只发现和巴利语相近的语言。原因是因为巴利语变成了文。详情请参见 Thanayuddho Bhikkhu [2003 ], 139-160。 ↩